臺灣不少路名都是由大陸移植而來，像圖中武昌街路標，恰在很“臺”的“鴨肉扁”店招牌旁邊。

臺灣飲食已融合大江南北口味，還不時創新，圖中同一個招牌包含四川牛肉面、日式紅燒肉拉面、臺味魯肉飯以及北方水餃。

    中新網4月8日電 據臺灣《聯合報》報道，隨著兩岸故宮合作，分隔60年的雍正文物終于將在臺北相會。這遲來的重逢，其實有許多文化在前鋪路：自1949年至今，臺灣與大陸文化從沖撞、壓抑、激蕩到漸次融合，早已混血出新的品種，豐富了各自的文化，也為彼此搭起理解的橋梁。

　　光是戲曲，兩地就交融出多樣面貌。臺灣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林谷芳指出，早在日本殖民時期，臺灣戲曲界就和大陸同業來往頻繁，小西園掌中劇團的武場，就是用京劇鑼鼓；京劇的唱腔、武打、身段，更豐厚了歌仔戲底子。許多大陸人擅長的雜耍、功夫，也在來臺后成了歌仔戲之寶，明華園臺柱孫翠鳳的爸爸孫貴便是其一。

　　文化混血 燒餅兒俺想你

　　昆曲也在臺灣巧思下，在兩岸掀起年輕新浪潮。“若沒有臺灣，昆曲絕對作不出白先勇的牡丹亭。”林谷芳指出，移民社會特有的包容性，讓臺灣獨具一種細致幽微的生命情境，正是此含蓄之美，成就了新版牡丹亭的精致視覺。

　　1949年后，在國民黨當局政策教化下，對大陸文化的鄉愁在臺灣產生奇妙混血。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劉維公笑說，上世紀70、80年代盛行的校園民歌如《龍的傳人》，不少人高唱著自己從未去過的長江、黃河，后來民歌在大陸廣受歡迎，描述臺灣本土景致的“外婆的澎湖灣”，倒成了大陸客最想看的景點之一。

　　80年代末本土口號漸興，文化選擇改由市場機制決定。不論是以民間社會為背景的《人間條件》，或是以眷村為主的《寶島一村》、《光陰的故事》，都叫好叫座，觀眾也不限于單一族群，顯現文化混血經驗已稀松平常。

　　早期被壓抑的其它語言，也和“國語”(普通話)交織出臺灣特色。劉維公舉例，“熊熊”(閩南語：突然)、“撩落去”(沖下去)乃至結合“客家國語”和“閩南國語”的“粉口愛”，已幾乎人人愛用。而臺灣女生愛用語助詞、說話嬌滴滴，也在大陸掀起流行。

　　“臺灣和大陸相互的文化創新，絕對是好事，來來去去才有新東西。”劉維公認為，如建筑師登琨艷所說，“該接枝出新品種，不用競爭，而是競合。”

　　島內最近熱播的肯德基早餐廣告似乎正是啟示：油條喊著“燒餅兒，俺好想你”，卻見燒餅已夾入西方口味的薯泥、生菜。當全球化的混血來勢洶洶，兩岸文化的混搭更擦出奇妙火花。

　　大江南北菜 拼出團圓飯

　　6歲時，詹宏志從基隆搬到草屯，離“臺灣地區政府”所在地中興新村不遠。不久后，他的兩位阿姨也嫁進了中興新村。現在回想起來，1949年所帶來的文化差異與融合，詹宏志是在童年的餐桌上慢慢察覺的。

　　作家、出版人詹宏志的父母都是所謂本省人，父親是礦坑工程師，工作之故認識不少外省朋友。詹宏志記得，小時候父親常帶板鴨、臘肉等外省食物回來，母親卻不知道該怎么弄，“難吃得不得了”。一直到三姨丈、四姨丈出現，他才發現外省食物的美味。

　　詹宏志有六位阿姨，婚事都由他的母親一手操辦。詹媽媽是個特立獨行的人，在本省、外省通婚還得面對社會壓力的年代，為兩個妹妹安排相親對象時，特意挑了在“省政府”擔任公務員的外省人。

　　詹宏志說，母親認為這些外省人知書達理，安分守己，他們孑然一身來臺，沒有公婆親戚的家累，又特別珍惜婚姻。事實證明，阿姨婚姻非常幸福。

　　兩位外省姨丈的加入，擴張了詹家餐桌的“版圖”。多年單身，他們燒了一手好菜，一位是山東人長于面食、一是河北人善于組合大江南北菜。母親、阿姨也在餐桌上較勁，“過年時，各種好吃的東西一起出爐。”

　　他記得，三姨丈手勁大，自己揉面做的饅頭扎實飽滿又清甜耐嚼，四姨丈則發明三色水餃，用胡蘿卜、韭菜和白菜做餡。

　　詹宏志原本習慣吃油面，開始學姨丈吃白面條，母親搞不定的臘肉，也變成香噴噴的蒜苗炒臘肉。兩種文化在餐桌上的碰撞、交流，在他的回憶中一直是很歡樂的事。

　川味牛肉面 融入當地味

　　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在短短數年內，同時涌入如此大量且多元的菜色，幾乎當年大陸35個行省口味全到齊，這只有在臺灣。

　　“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”主任張玉欣指出，1662年到1683年是閩菜移入時期，但當時臺灣上流社會已能吃到大陸各省精華菜色；1946到1952年間，近200萬人的外省移民，使得臺灣島民的飲食產生巨變。

　　酷愛美食的已故歷史學者逯耀東曾描述，上世紀50年代初期，臺北中華商場集合大陸南北小吃：北京冰鎮酸梅湯、窩窩頭、天津麻花、四川紅油抄手、云南過橋米線、山西刀削面、湖南臘肉、上海油豆腐細粉、廣東蠔油撈面、蘇州蟹殼黃、生煎饅頭，還有山東硬火燒都相繼出現。

　　至今臺灣的小館子里，還能同時見到不同省份的宮保雞丁、左宗棠雞與北京烤鴨出現在同張菜單上。川味牛肉面與“眷村菜”，可說是在這獨特時空背景下特有的產物。

　　逯耀東等人認為，早年臺灣人務農，不吃牛肉，自然也無牛肉面，遷臺老兵把牛肉賣給肉販，內臟雜碎留下來煮成一鍋，下個面條就成了陽春版的牛肉面。岡山的四川軍眷仿郫縣豆瓣醬制成岡山辣豆瓣醬，成了川味牛肉面不可或缺的一味。

　　臺灣的菜色除了多元的特色，也有與當地食材結合的新風貌。如欣葉臺菜行政主廚陳渭南提到，臺式佛跳墻加入了常見的芋頭，煮至融于湯、化無形，異于閩式與粵式。臺版“酸菜白肉鍋”還會加入海鮮，異于東北人吃法。

　　也正因此，豐富可口的美食小吃如今成為招徠大陸游客的一道招牌。

　　重迭地圖 臺北成為小中國

　　與美食一樣引發陸客驚嘆的是地名。去年開放大陸赴臺游，許多人首次踏上臺北，陌生中卻帶著熟悉。因為臺北市街名如溫州街、通化街、西藏路……竟多是由神州移植而來。

　　地圖象征權力。建筑學者李干朗表示，1947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，第一件事就是將臺北街道名從日本名改為中國名。

　　決定改名大事的是一位上海工程師鄭定邦。當時臺北市范圍大概是今天的大同、中山、大安、萬華和松山區。鄭定邦曾向李干朗透露，他是將一張中國地圖蓋在臺北地圖上，中軸線對準中山南北路，再將地圖上的中國大陸地名填上臺北街道。

　　李干朗說，一頭是日本神社(圓山)、一頭是總督府的中山南北路，是日據時期皇族參拜神社的主要道路，也是當時最重要大道，被選作“臺北地圖，中國街名”的中軸線。

　　新的街道名和其在中國的地理位置相對應。如伊通街在臺北市的東北方，溫州、潮州街在南方，西藏、成都路、桂林路就在西南方。熟悉中國地圖的人，看到街道名，就能辨別方位。

　　也有少數街道以人物命名，如林森(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)路。李干朗透露，忠孝東西路原名“中正路”，30多年前被迫分段，為了怕“偉人”被切成六段，迅速改名。

　　李干朗說，鄭定邦來自上海，上海街道也有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傳統(如福州路)，他可能是依循家鄉傳統。

　　他還說，包括臺南、嘉義、高雄等城市，都有大陸地名命名的街道。

　　客閩人愛外省菜 外省人懂閩南語

　　60年如白駒過隙，盡管民進黨執政期間不斷挑撥，但難阻島內不同族群漸次融合的大勢。《聯合報》民意調查發現，外省及客家民眾大半都會說閩南語，民眾對于人際接觸中的省籍敏感度也降低，自認能分辨新朋友族群的比率，較20年前少了30個百分點。

　　調查發現，對于剛認識的朋友，半數民眾自認無法分辨他們的省籍，只有四成六覺得有把握。對照1990年調查，有高達七成六民眾自認能夠準確判斷新朋友的族群背景，少了30個百分點。

　　目前閩南籍民眾僅一成完全不懂“國語”，40歲以下年輕閩南人，自認“國語”流利的比率甚至高過閩南語流利者，語言被同化程度甚高。調查也發現，客家籍與外省籍民眾各只有一成一與一成九完全不懂閩南語。這顯示，閩南語在生活中具有使用上的自然優勢，使客家及外省族群也不得不學習，語言高度融合。

　　從飲食習慣來說，調查顯示，不論閩南或是客家籍民眾，都有六成左右自認愛吃外省菜，約有兩成不排斥。相對來說，外省籍民眾則是八成五喜歡本土菜，8%不排斥。跨族群的飲食欣賞與包容，又成了臺灣族群文化融合的另一例證。